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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汉两朝学术的两阶段间为何逆向对应

时间:2018-12-06 15:58:09        来源:

 

国的学术系统恰恰诞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一个社会的大崩溃,历史的大断裂时代,也是一个大混乱时代。所谓的诸子百家的出现,也正是这个混乱的标志之一。而汉学就是承接战国,所继承的学术就是一个混乱的学术。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的状态,也就演变汉学中的“师法”、“家法”纷争的状态。每师每家只讲一经,一经又分散至多家,而每师每家又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即“师法”、“家法”。

随着清儒对汉学的恢复,对这种混乱的恢复和认知也越来越明显。因此,道咸之际,考据学(汉学)也就由盛而衰。所谓的“经今文学”开始出现。考据学在乾嘉时期达到鼎盛,因此也叫“乾嘉学派”。

“今文”和“古文”是汉代学术中的称呼,指的《五经》文本的字体,有的是用“今文”写成,有的用“古文”写成。所谓的“今文”是指汉朝当时流行的字体,“古文”是指汉朝以前的字体。用“今文”写成的版本,在文字化之前都是口耳相传的。明白了中国文字的演变史后,就知道,这种现象从根本上和秦始皇的“焚书”无关。在汉朝之前以及西汉初期,中国依然保留了“文+语言”的表达习惯。

汉朝学术的主要贡献就是,把原来口耳相传的部分文字化,让以《五经》为核心的经典的文本最后成型、定型。在这个过程中,也把此前的混乱保留了下来。

但是,在汉朝并无“今文学”、“古文学”的说法,这两个概念完全是清儒对汉学杜撰性的总结。但是讽刺的是,现代的学界和舆论,却把这两个概念当成历史事实,认为汉朝时期的确存在“今文学”和“古文学”。

汉学门派的细化是远远超越“今文”、“古文”的,同是今文版,每一部经还是包括很多家,而这些家从未相互联合,组成一个“今文派”。古文亦然。

事实上,汉朝人自己也对“师法”、“家法”式经学的混乱感到不满,后来也尝试和努力进行标准化,一体化,其间甚至不得不借助皇帝权威。由此,汉朝出现了两次著名的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学术会议,一次是西汉汉宣帝组织的“石渠阁会议”,一次是东汉汉章帝主持的“白虎观会议”。这两次会议都有会议记录,可以第一次的失传了,第二次的被保留下来,就是著名的《白虎通义》。

除了朝廷的努力,民间学人也为结束汉学的混乱和纷争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东汉的郑玄和许慎。郑玄的最大贡献就是,超越“师法”“家法”的门派,集众家之长,对《五经》进行统一的注解。随着郑注的问世,其他各家的家学也就渐渐衰落了,郑注也就成为《五经》的标准解释。

许慎的工作比郑玄更基础,郑玄其企图统一经学,而许慎则是企图统一作为经学最基本元素的文字,因此他写了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同时,他还仿失传的《石渠议》,写了企图贯通《五经》的《五经异议》。

然而,囿于时代局限,无论是郑玄、许慎,还是汉朝的皇帝,实际上都是无法给《五经》的混乱给予真正的解释,而只能折中和调和,甚至给出一些牵强臆断的解释。也就是说,郑玄们只是暂时地压制了混乱,并没有给出真正通透的解释。

两汉经学实际上分为两大阶段,西汉阶段和东汉阶段。西汉学术的重心在五经的文本化,所重的是义理和“师法”,并不重文字考据。考据的前提是要有足够的文本,这是西汉以及西汉之前所不具备的。到了西汉晚期,两个原因导致学术的重心出现大转向。一个是文本已经有了充足的积累,包括西汉成书的今文版,以及发现的古文版,主体是今文版;二是,“师法”、“家法”的混乱和纷争已经让人不满,需要一个统一。

要结束混乱,结束“师法”、“家法”的门派之争,就是需要在各家之间做评判。而要做这种评判,就需要有一个可信的“客观”标准,文献证据就理所当然地被选作重要的标准。这个以标准的明确提出者就是西汉末年的刘歆。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歆就是两汉学术发现转向的中轴人物,也是考据学的创始人

刘歆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和他的职业有关。他的职业是什么?是负责整理和校对皇家的藏书,而且是父子两代,一开始是他父亲刘向做,然后他和父亲一起,刘向死后,他又一个人继续做。

在西汉末年积累的大量的藏书,然后皇帝又专门指派官员去整理和校对这些“海量文献”,这说明中国学术面临一个崭新的情况,这个崭新情况也促使学术的形态发生转型,或者说催生新的学术形态。

在刘歆之前,中国的学术是以口耳相传的“师法”为主,不仅西汉如此,西汉之前更是如此。而刘歆之后,中国为学术则是以书本的阅读和考证为主。也就是说,刘歆之前的学术形态是“听”的,而刘歆之后则转变成“读”的。我们现代会想当然地把学问、学术和读书联系则一起,甚至将两者等同,事实上,这种等同是刘歆之后,才是如此。

当西汉时期的口头讲述和争辩被记录下来,成为文本之后,学术的传承和辨析变成文字化的,变成读书和考据。学派之间的矛盾纷争就体现在书籍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刘向和刘歆父子整理藏书的工作,事实上就是西汉经学的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学术史上都是前无古人的。

这也导致,西汉的学术是分裂化的,“师法”与“师法”之间是分裂的。而东汉的学术则是系统化的,或者努力去系统化。

要为书籍间的错乱和和冲突选定一个评判权威,这个权威只能是书籍的古老程度,越古老的越权威,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刘歆也正是用这个原则去整理、校对和评判书籍,进而评判学术的。有些成果被披露在《移书让太常博士》一文中。

现在由一个很流行的说法,说刘歆是汉朝古文学的开创者。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其实汉朝压根即没有什么古文学,刘歆当然也不可能是古文学的开创者。刘歆重视古文经是事实,但是,这并不能说他重视古文本身。从根本上来说,刘歆更重视文献证据,而反对空口无凭。只是在文献证据中,越古越权威。

因此,刘歆不仅是考据学的开创者,古文经也正是在刘歆的力主下,而开始被朝廷和社会重视,甚至立了博士。清儒对汉学的一个总结是正确的,就是西汉重今文,东汉重古文。但是这个说法还是有一点没有搞清楚。今文、古文并非并列、对等的。不是说,两者在西汉初年就都已经存在。事实上存在的只是古文,今文尚且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存在,今文的文本正是在西汉时期形成的。

因此,西汉的今文所对应的并非文本化的经典,而是老师的语言化的传授。今文经正是把这些语言化的传授文本化才出现的。老师的口头传授又叫“师法”,今文对应的就是“师法”。关于这一点不仅今人不明白,即便刘歆也不明白。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在先秦时期中国就存在丰富的文本文献,只是被秦始皇焚书破坏了。其实,在西汉末年之前,中国的学术的主要载体并非书籍,而是语言。同时,在西汉末年之前,中国也从来也不存在有海量书籍的情况。

随着汉朝的结束,中国学术的前沿关注点也再次发生了转移,干脆儒家经学转移到外来的佛教上,因此,人们也不再对《五经》的混乱和矛盾进行深究。唐朝时期孔颖达以郑玄、王弼等人的注解为基础的《五经正义》也可以相安无事,被视作《五经》之正统。到了宋朝,尽管以北宋五子和朱熹为代表的大儒开始倡导回归儒学,重续道统。但是,他们最高关注点依然不是《五经》,而是《四书》,其学术形态是理学,而非经学。

事实上,宋朝的儒家也发现《五经》的问题,但是,两个原因使得他们对这些问题不愿意深究。第一个原因是,《五经》的混乱和矛盾主要体现在具体的制度上,或“礼制”上,而宋儒的关注点是在超越礼制的“义理”上;第二原因是,他们不愿意打击人们对《五经》的信心。而一旦深究这些问题,必然会使得人们产生疑虑,从而动摇对经典的信心,从而最终导致对“义理”、“道统”也失去信心。北宋儒家致力于排斥佛教、道教,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人们对儒家的信心。

但是,到了清朝,情况出现新的变化。经过宋明两朝的努力,儒家已经彻底战胜佛教、道教,成为当之无愧的主流。同时,宋明理学的“空谈”弊端也愈发凸显。清儒认为,宋明理学不是真道统,而是受佛教道教污染的假道统。因此,他们要超越宋明理学,而恢复真道统。秉持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观念,清儒将道统放在了经学上。而经学系统则成型于汉朝,汉学是经学的最早形态,因此清儒便将目标集中在汉学上,将汉学等同于道统。

一旦清儒将汉学等同于道统,对其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复原,经学的盖子便被揭开,汉学内部所存在的混乱和矛盾再次呈现,也导致清儒的无所适从。因此,考据学历经乾嘉时期历经辉煌之后,便迅速衰落,至道咸时期清学发生了大转向,从重视考据,转向重视“义理”、“大义”。这一大转向又有三个路径。其一是戴震晚年的义理之学,其二章学诚的“史义”说,其三就是由庄存与首发因康有为而名声大噪的“今文学”。

戴震(1724—1777)、章学诚(1738年—1801年)、庄存与(1719—1788)基本同时,其中戴震、庄存与稍年长,在乾隆晚期过世,章学诚稍年轻,在嘉庆早期过世。

其中最有标志性意义的是戴震。戴震是考据学、乾嘉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但是,戴震的学术在晚年出现了转向,由考据而转向义理。他本人在临终对自己盖棺定论时,最为看中的就是自己晚年所写的《孟子字义疏证》,此书是义理学,而非考据学,尽管也结合了自己的考据成就

章学诚的学问一开始就是以义理为重。不过,与考据派不同,他认为义理不是存在经学文本之中,不是存在于文字考据之中,而是存在于历史之中,他甚至把《五经》都当做历史。他认为对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史实”,而是“史义”,或“史意”,即存在于历史之中的义理。

戴震晚年所讲的义理,章学诚的历史义理,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义理,是超越现实的,比较抽象,在已经染上“实学”风气的清朝并没有引起后来者过多的兴趣。但是,一种与政治制度(礼制)结合的比较紧密的另一种大义之学,却在晚清时期引来更多追随,并因在康有为所直接参与的政治改良运动“百日维新”而至鼎盛。

今文学的实质是西汉学术,可称之为“西汉学”,而考据学所对应的是“汉学”,是系统化的“汉学”,这是更是东汉学术的特征是“东汉学”。因此,清朝学术由“考据学”转向“今文学”的转向实质上就是从“东汉学”转向“西汉学”。

而“西汉学”的起点和中心则是《公羊春秋》,董仲舒就是当时的公羊大家,他也被认为是西汉学术的最重要的开创者。清朝的今文学也毫不意外也由《公羊春秋》所引发。因此,要理解“今文学”,首先要弄明白《春秋》以及《春秋公羊传》。